《傷寒論》中太、明、厥各篇中出現了白虎湯證和白虎加人參湯證，這兩個方劑主要用于治療寒邪化熱或熱邪郁的氣分證。后來的醫學家在這兩個方劑的基礎上靈活運用于實踐中，并且超越了仲景所描述的證候范圍，這些經驗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。

有人認為，白虎湯的辨證要點是治療大熱、大汗、大煩、脈洪大的證候，即使是白虎加人參湯證，雖然強調氣兩傷，但也認為汗多是一個重要表現。對于這種觀點，我們可以理解為白虎湯主要用于熱邪方盛的況，癥狀表現為熱汗和脈搏洪大，這個道理可以想而知。而白虎加人參湯則用于因熱而致津損傷、氣衰的況。津損傷則導致氣的代謝功能損，氣干燥而無法有效分布津，因此癥狀以煩為主。此時雖然伴有熱汗，但并不會很嚴重。如果我們仔細觀察《傷寒論》中有關白虎加八參的條文，會發現仲景在描述大汗出的況后加了一個“后”字，并提出了時時惡風、背微惡寒、無大熱等癥狀，這些都是需要深刻會的。

從《傷寒論》中有關條文的相互參照來看，白虎湯證主要表現為熱汗，而白虎加人參湯證主要表現為煩。在臨床實踐中，運用白虎湯時也會出現不的況，同樣地，運用白虎加人參湯時也會出現無汗的況，這說明四大證并不一定都同時出現。因此，不能以四證皆大為定論，后學應該有更加寬廣的眼來對待這個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