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6月，衛生部提出了一個震驚中醫界的舉措——消滅中醫藥。然而，這一舉措引起了主席的極大不滿，他稱之為“奴才式的思想”，并撤銷了兩位衛生部副部長的職務。這一事件凸顯了中醫在新中國初期遭遇的困境和邊緣化的危機。當時，隨著西醫的傳，全盤否定中醫的聲音甚囂塵上。然而，即便技先進，西醫在應對中國國時也暴出了局限。例如，在抗戰時期，西醫藥匱乏，而中醫草藥則發揮了獨特效用。可以說，一味否定中醫而捧西醫，既不符合中國國，也失之偏頗。
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，主席的態度顯得尤為難能可貴。早在延安時期，他就提出中西醫“要相互補充、相互流”，肯定中醫在中國醫藥發展中的基礎地位。在長征過程中，中醫為紅軍治療傷病起到了重要作用，這也加深了主席對中醫的信任。可以說，主席的這種態度源自其實事求是、立足中國國的作風。
新中國立后，面對一些人提出取締中醫的觀點，主席的態度非常明確。1950年，他在衛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“中醫也是醫學的一個寶庫”，對那些否定中醫的言論進行了批評。可以說，沒有主席的這種肯定，中醫藥可能會在新中國最初的歷史洪流中消失。正是在黨和國家的支持下，中醫藥逐步走出低谷，煥發出新的生機。
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上世紀50年代初，中醫的發展依然面臨著困難重重。一些地方仍在止中醫行醫，考取中醫師資格的門檻也被不合理地提高了。然而，中醫藥作為中華民族的醫藥瑰寶，在人民群眾中有著極深的群眾基礎。無數普通百姓視中醫為生命健康的倚靠，這也為中醫藥得以傳承發展的源泉之一。
中醫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據，它將人與自然和諧生存統一起來，形了一個互相生的共同。中醫有自己的科學，雖然與西醫不同，但并不意味著中醫是偽科學。中醫的發展有著自己的科學基礎，如中醫學的“五行學說”、“脈象學說”、“藏象學說”、“經絡學說”、“病因學說”、“病機學說”、“病癥”、“診法”、“論治”及“養生學”、“運氣學”等學說，從整觀上論述醫學，呈現了自然、生、心理、社會“整醫學模式”。許多名醫也留下了自己的醫書。
與此同時，西醫雖然在不斷進步，但仍然沒有一個完整的人理論系。中醫的脈象學說也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西醫的脈搏測量，但為什麼很多中醫可以據脈象知道更多的信息，而西醫卻往往束手無策呢？此外，每年因藥不良反應導致的死亡人數高達20萬人，這僅僅是我國的統計數據，還未計算其他國家。這讓人們不思考，西醫是否需要改進，而不是一味吹捧西醫而打中醫。
綜上所述，主席對中醫的肯定與中西醫并重的發展觀，為中醫在新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支持。中醫作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產，有著自己的科學基礎和群眾基礎。中醫與西醫不同，但并非偽科學，而是一門獨特而寶貴的醫學系。中醫的發展仍需在科學的指導下進行，但不應一味否定其價值與貢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