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維分類一直是一個被廣泛討論的話題。傳統上，人們將思維分為兩種類型：象思維和邏輯思維，這種分類方式被稱為古典派思維。然而，現代派思維也提出了一種不同的分類方式，將思維分為符號型和語義型兩類。

符號型思維指的是可以通過有限的試驗來判斷，其含義表面上是明確的。而語義型思維則需要無窮多次試驗來判斷，其含義則藏在形式的部中，因此有不確定和多層次的認識結構。

著名的中醫史學家馬伯英教授曾指出，中醫學思維在實踐層面上屬于符號型思維，但在學理層面上卻依然屬于語義型。這意味著中醫學的語言文字所包含的含義往往有多維多元，即不確定。這種不確定主要表現在多義、模糊和藏三個方面。

多義在中醫文獻中很常見，例如《黃帝經》中的“肝為罷極之本”，其含義至今仍有多種不同的解釋。這種多義給予了后世中醫留下了非常大的“解釋空間”。而模糊和藏則更多地現在字面上的意思，對于潛在的意義需要更深的挖掘和理解。

這種語義型思維在中醫臨床實踐中必須回到符號型思維上去，即意義必須得到確定。然而，這種思維方式最終導致了整個中醫團的“無自主意識思維”，即一種集團意識。很多中醫觀點都可以“不證自明”，所有學中醫的人都天然認為這是正確的，即“直覺先驗”。

因此，中醫的思維方式需要更深的探索和理解。而所謂的“悟”也被用作中醫“包裝”自己的一種手段，增加自己的神。如果學好中醫需要一個普通人擁有非常高的認知水平，那無論是中醫的科班教育還是師承教育都可能會導致庸才的產生。

因此，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需要更加開放和深的研究，以便更好地服務于臨床實踐和病人的診療。同時，對于中醫學的學習者來說，需要更加注重理思維和深的邏輯推理，而非簡單地依賴所謂的“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