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癥醫學科(PICU)在兒科專業中有著獨特的地位,它是危重患兒的最后一道防線。患兒的病瞬息萬變,醫生的一個決策可能決定患兒的生死,影響一個家庭的幸福。作為一個“醫二代”,我選擇了兒科專業,到了我母親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的影響。我將兒科專業視為畢生追求,因為我堅信守護祖國的花朵就是守住家庭的希。雖然我已經有了自己的小家,但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PICU病房度過的。

很多人將“兒科”稱為“小兒科”,但實際上它是一個“大學科”。孩子并不是“小大人”,兒疾病有著獨特的發展特點。兒科最大的特點是孩子的病變化非常快,而且大部分孩子不會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。對于從事兒重癥專業的醫生來說,他們需要更加耐心和細心。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認真、一不茍、多腦,經常去病床邊觀察病人,對團隊的要求也是如此。即使儀可以提供越來越多的數據,但是冰冷的儀并不能替代醫生在病床邊細致微的觀察,評估病的變化,判斷治療的效果。

重癥監護病房被稱為沒有硝煙的戰場,它是離死亡最近的地方。每天都會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危急重癥患兒被轉診至北京兒醫院,這里是他們和家人最后的曙。在孩子生命最關鍵的時刻,我們努力幫助孩子是我們團隊的責任,也是我們的使命。在我從事兒科醫生的39年里,我和團隊救治了兩萬多名危重患兒。我們所面對的不僅是孩子復雜的病,還有焦慮不安的家長。我們不僅要治病,還要關心患者和家屬的心。我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孩子的病,盡最大的努力獲得家長的理解和支持。在拯救生命的關鍵時刻,我從不言棄,一就會讓我百倍地努力。

舉個例子,13歲的小明來自大山深,5年前出現陣發雙腳劇痛,經過多地就醫仍未能緩解。在2022年初,他在北京兒醫院確診為法布雷病。這種罕見病雖然有特效藥,但費用較高且需要長期用藥,孩子和家長對治療都缺乏信心。面對這種況,我和同事們不僅在治療上盡心盡力,還積極對孩子和家長進行緒疏導,幫助他們申請救助基金,并聯系當地醫院就近安排后續治療。經過我和團隊的心救治,孩子重獲健康,順利重返校園。

在臨床工作中,我們會遇到很多疑難問題。將這些疑難問題轉化為科研攻關的方向,讓更多的患兒益,一直是我和團隊努力的目標。20多年前,我率先在國開展經顱多普勒超聲(TCD)在兒重癥中的應用研究,填補了國兒科領域的空白。經過不懈努力,我首次證實TCD監測對于評估昏迷患兒的預后和指導治療有幫助,并首次提出了兒腦死亡的TCD診斷標準,被納了“中國兒腦死亡判定標準與作規范”。目前,該技已經在國70多家醫院的PICU推廣應用,可以部分取代有創檢查,提高了病判定的準確,降低了醫療費用。

健康是最重要的,生命是最寶貴的。作為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,只要有病人需要,無論何時何地我都會前往。在新冠疫期間,我積極參與診療方案的修訂,并參與了武漢等地危重患兒的線上會診。去年12月到今年初,新冠病毒染的患兒增多,科室的所有人都是“了”也不下火線。只要能夠承,我們就堅守在崗位上,大家共同承擔責任,共同戰斗。這樣的場景至今仍然讓人

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,我們要做兒長的引路人、兒權益的守護人、兒未來的筑夢人,用心用促進兒健康長和全面發展。兒健康是中國夢的起點。作為黨的二十大代表和一名老黨員,我將時刻牢記總書記的囑托,積極推兒科事業的高質量發展,讓孩子們擁有更加好的未來。

口述/錢素云 整理/王梓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