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傷寒論》方是外熱病的治療法則，但也可以用于治療其他雜病。在辨證論治過程中，原理是相通的，所以《傷寒論》方可以同時治療雜病。對于雜病方，只需要略加變化，也可以治療傷寒（廣義）。這就是擴大《傷寒論》方的臨床運用范圍的原因之一。
在《傷寒論》中，張仲景列舉了一百一十三個方劑和三百九十七種用法，可以據病的變化來選擇使用。這些方劑靈活多變，治療效果神奇，適用于各種病癥，不僅僅是傷寒。萬病，指的是治療的范圍之廣。仿之為法，意味著不是機械地按部就班，而是據類似的況進行靈活變通。因此，《傷寒論》方雖然是為傷寒而立，但并不專門治療傷寒，更不是只能治療一百一十三種證候，醫生需要深理解其原理，善于變化，類旁通，以應多，才能領悟《傷寒論》的奧妙。
《傷寒論》的大論文詞古樸，突出規矩，多見于明顯的癥狀。而對于靈活的方劑運用，往往藏在微妙之中。在敘述病癥治療的過程中，或者主要描述主癥狀，或者主客關系略去；或者以方劑確定證候，或者以證候選擇方劑；或者評析病機，或者明確證候，或者確定治療方法。有種種不同的方法，可以通過探索和分析來揭示其中的微妙之，將其分解為不同的證候，或者借用方劑，或者據機理相結合，從而拓展方劑的治療范圍。
《傷寒論》以六經為立論基礎。六經是經絡臟腑的總稱，而臟腑經絡各自有生理和病理特點，分布在不同的部位；經絡起源于臟腑，運行氣，貫穿全，形有機整。因此，對于臟腑病癥的治療方劑，往往也可以用于經絡病癥；同樣，治療經絡病癥的方劑，也可以用于臟腑病癥。通過調理臟腑經絡，可以使氣得到平衡。在整恒觀的指導下，擴大《傷寒論》方的臨床運用，可以加深對其應用的理解。
在臨床實踐中，最實際的方法是據主要證候來進行治療。并不追求理論的高深，只追求臨床的實驗。突出主證，參考病機，是據某方的治療證候，需要脈證病機相符才能使用。然而，在臨床上，典型的病例較，但非典型的病例卻很多。因此，當治療時，只需要病機大相符，無需太過糾結寒熱虛實的區別，只需據證候來使用方劑，這就是所謂的“參以病機”。盡管這種方法似乎不太科學，但張仲景已經為我們奠定了基礎。例如，梔子豉湯，需要出現心煩懊惱等典型癥狀，病機是熱擾膈。在太篇中，也有類似的描述，明篇中說“明病……若下之，則胃中空虛，客氣膈，心中懊惱，舌上苔者，梔子豉湯主之”。在厥篇中也有類似的描述。通過比較這些描述，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，但都是以梔子豉湯作為主方，應用過程是不同的。同樣的道理，四逆湯也是如此。除了篇沒有這個證候外，其他各篇都有，所以為什麼所有的經絡和臟腑都有這個證候呢？因為不同的疾病在發展過程中，在一定條件下，可以出現相同的病理階段，階段相同，病機大相同，所以可以使用相同的方劑，所以不能說某方只治療某種病。在臨床上，這種方法并不是虛妄的，例如太、明病的汗多導致虛，熱利及肺熱毒盛的虛等，都可以使用四逆湯類方劑，等待氣恢復后再考慮清熱。過去有人用四逆、白虎兩個方劑進行治療，并進行了服用的實驗。現在有四逆、參附注，用于多種外熱病的相同階段（虛或），更加簡便，甚至有閉外的證候，可以同時使用清熱解毒（湯劑）和回固（注）。
第二個意義是指某個證候中的主要癥狀。當主要癥狀出現時，可以據癥狀選擇方劑，這在論中已經有明確的指導。如梔子豉湯適用于傷寒四、五日，熱惡風，頸項強，脅下滿，手足溫而；明病發熱，大便溏，小便通暢，脅滿不去；明病脅下滿，不大便而嘔，舌上白苔。這些條文并不僅僅適用于柴胡證，只要脅下滿等主要癥狀出現，就可以選擇使用這個方劑，據況進行增減劑量。其他證候也是如此。主要癥狀是某個證候的重點，病機的核心，據這個選擇方劑和藥，經常能夠取得滿意的效果。
在臨床實踐中，謹守病機，不拘證候而使用《傷寒論》方劑是非常常見的。這是拓展《傷寒論》方劑運用范圍的重要途徑。因為癥狀只是表象，病機才是實質，當出現表象迥異但實質相同的況時，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劑治療相同的病癥。例如，吳茱萸湯可以治療明寒嘔；吐利，手足逆寒，煩躁死；厥頭痛、干嘔、吐涎沫等，因為它們的病機都屬于濁上逆下犯。在我的臨床實踐中，經常據病機選擇使用大論中的方劑，每次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。另外，對于一些疑難病癥，西醫雖然有明確的診斷，但治療效果并不如人意。中醫的治療方法雖然更加富，但無法準確地稱之為病名。為了臨床考慮，可以不論其病名，只求病機，暫時以病機稱之為證候，也可以借用論中的方。例如，治療病理紅斑，可以使用當歸四逆湯。當歸四逆湯主要適用于手足厥寒，脈細絕的癥狀，但在我的實踐中，如果常規方法無效，我會據病機選擇使用這個方劑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總之，理解《傷寒論》方劑的臨床運用，可以突出主證、參以病機，并謹守病機，不拘泥于證候。這樣可以拓展方劑的應用范圍，并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。當然，在使用方劑時，還需要遵循醫生的指導，并據況進行藥選擇和劑量調整。